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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新聞
王冉:馬雲本來有更好的選擇
2014/9/24 阅读次数:[2844]
王冉:馬雲本來有更好的選擇
易凱資本CEO王冉昨天發表博客文章《制度之責與馬雲之錯》,王冉認爲馬雲在支付寶問題上犯了幾個錯,第一個錯誤是在剪斷VIE協議這件事上對董事會先斬後奏。

第二個錯誤是在記者見面會上爲了說明自己的“正確”把中國數以百計的采用VIE結構的企業推到風口浪尖,讓本來已經被報表造假等問題和大肆做空的對沖基金搞得風雨飄搖的中國概念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雪上加霜,這不是我們心目中一個行業領袖應有的風範與擔當。

以下爲博客全文:

和很多人一樣,我一直十分欽佩馬雲。我曾親眼看到淘寶給身邊那麽多的朋友帶來了那麽多的便利與快樂。坦率地說,我覺得中國所有的電子商務公司和電子商務從業者都應該感謝馬雲—正是淘寶和支付寶潤物細無聲地幫助中國數以億計的網民培養起了網上購物的習慣。雖然偶爾經過機場書報亭看到他在屏幕上神采飛揚會讓我覺得他的公關團隊做事情還不夠精細,但當我在企業家年會現場聽到他發自內心地同與會者討論中國水資源的問題時,我還是覺得他是一位有社會責任感、有眼界、有魅力的企業家。

于私而言,我和馬雲雖不能說有多深的私交,但也算是朋友。在朋友面對危機、需要幫助的時候對朋友提出批評—哪怕是就事論事的批評,會顯得非常不合時宜,也不符合我心中對“朋友”這兩個字的定義。但正因爲這件事的主角是馬雲而不是別人,正因爲他在青年學生和創業者中間有那麽大的感召力和影響力,也正因爲有那麽多采用了協議控制(VIE)結構的中國企業家們(其中很多同樣是我的朋友)此時此刻正面臨著來自海外的巨大壓力和質疑,我又覺得有責任寫點什麽。這是讓我最爲糾結的地方。

于公而言,我的身後畢竟還有易凱。作爲一家投行,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我們需要廣交朋友,而不是四處樹敵。本來我也完全可以像我們的某些競爭對手那樣,在大談海外投資人如何對VIE心存疑慮之後轉身聲明自己“只是個做買賣的”其實沒有任何觀點。雖然我的確同樣也僅僅是個做買賣的,但我還是希望在做好自己買賣的同時能夠看到馬雲所說的“新商業文明”在中國的孕育和萌生。也因此,即便我今天的做法在很多人看來可能是不理性的,甚至是愚蠢的,我在糾結了幾天之後仍然覺得把自己的觀點寫出來是我唯一的選擇。

在5月11日雅虎發布關于支付寶股權重組的聲明後,我最早僅僅是覺得蹊跷,認爲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是馬雲把支付寶從外資控股變成了外資通過協議控制。這種事情在有准入限制的領域已經司空見慣,所以也沒太在意,當時還以爲雅虎的聲明僅僅是一種談判策略。6月3日,我在機場看到一篇《21世紀經濟報道》的比較深入的報道,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再後來,是舒立的文章以及雙方的短信交流。最終,6月14日,馬雲出山,直面記者。

在實時微博閱讀了他的記者會報道並從他自己口中確認了一些基本事實之後,我才確信:在這件事上,我無法繼續支持和贊同馬雲。

先讓我們簡要回顧一下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为了让支付宝获得支付牌照,2009年6月,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口头同意了支付宝股权转移一事,同年7月24日的董事会纪要也明确说明了这一点。 2009年6月,由马云和另外一个自然人发起设立的浙江阿里巴巴以1.67亿元的对价从Alipay E-commerce Corp.受让支付宝70%的股权。2010年6月央行相关规定出台,于是在2010年8月,浙江阿里巴巴又以1.65亿元的对价收购了支付宝剩余30% 的股权。

根據馬雲的說法,這兩次關于支付寶的股權轉移都處于協議控制下。但在2011年一季度,央行發函要求支付寶做出關于“協議控制”的書面聲明。基于對牌照審批形勢的判斷,馬雲在遞交申請的前一天在未經雅虎和軟銀的董事代表許可的情況下單方面終止了協議控制,並于第二天把這件事事通知了雅虎和軟銀等股東,隨即啓動了相關的補償談判。

要想討論清楚這件事,最重要的是要把一些看似關聯的問題徹底分開進行討論,否則討論來討論去還會是一團漿糊。這些問題包括--

1. 支付宝是否真的关乎国家的金融安全?

這是一個最本質的問題,也是很多其它相關問題的源頭。

作爲第三方支付行業的領軍企業,支付寶擁有大量的客戶數據,這一點毋庸置疑。這些數據加起來可以勾勒出中國消費市場的很大一部分輪廓,這樣說應該也不爲過。但即便如此,說這些數據關乎國家的金融安全,似有誇大之嫌。

所謂國家金融安全,涵蓋銀行安全、貨幣安全、保險市場安全、股市安全等衆多方面,指的是系統性的安全與風險。雖然企業個體構成了整體市場的一部分,但維護金融安全的實質是通過立法、監管、宏觀政策調節和市場引導來幫助一個國家的經濟體規避整體性、而非個體性的市場風險。金融安全最重要的保證來自于國家的經濟實力、貨幣和外彙制度以及金融體系和預警機制的完善。

作爲消費者,你買了兩包鴨脖一件T恤,她買了兩支口紅一瓶隔離霜,這些數據彙總起來或許對境內外的食品、服裝和化妝品廠商來說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但與國家的金融安全相距甚遠。

我當然理解,支付寶不僅僅在淘寶平台上被使用,在很多其它電子商務的平台上、甚至在一些行業應用市場同樣有一定的市場份額。但是,幾乎所有這些電子商務平台和行業應用市場都是高度市場化的。支付寶由于淘寶的強大,在電子商務支付領域奠定了自己領先的地位,獲得了較大的市場份額,但它並不具備天然面向整個支付行業的壟斷優勢。在一些細分市場,它甚至連領先優勢也談不上。

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支付寶擁有再多的客戶信息和數據,這些數據加在一起,無非也僅僅是構成了國家統計局每年發布的各行業統計數字的一個子集而已。它們或許可以作爲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候的一個參考依據,但本身難以構成金融安全的核心要素。

還有人說,支付寶之所以關乎國家的金融安全是因爲它接入了銀行系統的網關。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中國最重要的四大商業銀行都有外資股份,各大銀行也都有與外國信用卡機構聯名發行的信用卡。如果我們的銀行系統真的是那麽脆弱、神秘、不可觸碰,那麽作爲提供基礎金融服務的商業銀行爲什麽還會允許外資進入?

退一萬步說,就算支付寶真的掌握了關乎國家利益和金融安全的核心數據,那麽這樣的數據似乎應該交與政府掌管,而不應讓一個由兩個自然人發起設立的公司成爲它們的實際擁有者。

2. 支付宝是否可以被外资持股、控股或协议控制?

這是一個行業准入政策的問題,顯然不應該只針對這個行業裏的某一家公司。因此我們應該關心的問題是:所有從事第三方支付行業的公司,是否都可以被外資持股、控股或協議控制?

只要有准入問題,牌照就是一道硬門檻。從ICP到視頻,從遊戲到影視,從醫院到零售,從擔保到支付,中國幾乎各行各業的企業都會面臨牌照的困擾。過往的無數事實告訴我們,政府部門在准入審批和拍照發放方面價值取向通常都是穩字當頭,甯可趨于保守也不會趨于激進,甯可過度攔截也不能輕易放行,甯可模棱兩可也不願明確許可。但實際上這種有意留白、過度監管、審批爲安、一切唯牌照論的價值取向已經不適應時代發展和行業變革的要求。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協議控制”—也就是業內人常說的“VIE結構”—應運而生。所謂VIE結構,是指境外注冊的上市公司、擬上市公司及其全資子公司與境內持有相關業務牌照、在某些情況下也實際運營業務的實體相分離,前者通過一系列的服務協議事實上享有後者的全部或大部分收益並可在財務上實施並表的法律和商業上的制度安排。

VIE結構不是對監管的刻意規避和繞道而行,而是鑒于法律法規要求和監管現實的一種商業利益的制度性安排。這種安排有利于過度監管環境中的中國企業利用國際資本發展和壯大自己,也有助于提升中國産業的整體競爭力。從某種意義上說,VIE結構是中國企業從自身及産業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在保證合法合規的前提下對于政府部門在市場准入、外彙管理、IPO審批等領域的過度監管的一種市場化修正。

以互联网行业为例,每一家商业网站都需要ICP牌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ICP牌照只允许内资持有。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在发展初期都需要经历投入大于产出的“烧钱”阶段,而国内的A股市场和人民币基金又不鼓励 “烧钱”项目。在这种情况下,获取境外风险投资几乎是互联网企业唯一的资本出路。为此,当年新浪的律师想出了专门用来规避牌照问题的协议控制结构,也称 “新浪结构”,以应对互联网监管思路的滞后。在随后的十余年时间里,协议控制对中国互联网公司来说,几乎和时尚女孩手中的iPhone4一样成了标配。

可以說,如果沒有VIE結構,中國就不會出現新浪、搜狐這樣的主流互聯網媒體平台,不會出現騰訊、百度這樣擁有數百億美元的互聯網巨頭,不會出現優酷、360、京東商城、凡客誠品等一大批後起之秀,甚至也不會出現阿裏巴巴和馬雲。有人說VIE是一個偉大的創舉,至少從結果上看這種說法並不爲過。

回到支付寶事件。按照馬雲自己的說法,整個支付寶事件的起因是拿牌需要。那麽,這裏面的前提假設一定是:不保持純正的內資血統,不把外資徹底清除,就一定拿不到牌照。

據《中國企業家》雜志的一條微博:“一季度央行發函要求企業聲明沒有外資直接控制或者協議控制:若有,申報;若沒有,聲明,並蓋公章。隨後,口頭通知,凡是外資控股、參股或協議控制,一概不受理”。

如果這條消息屬實,那麽我們只能得出一點結論:外資控股、參股或協議控制的第三方支付企業,暫時拿不到牌照。但央行並沒有明文禁止外資進入這個行業,暫時拿不到牌照既不等于需要立即關門整改,更不等于以後也拿不到。(事實上,某一個領域中的主要企業分期分批獲得牌照的情況在中國並不罕見,譬如視頻行業就是如此。)

總的來說,在支付這個領域,我還是傾向于相信監管者的智慧。我相信他們會理解爲什麽第三方支付行業的發展需要外資投資人,相信他們會分清財務投資人與戰略投資人的區別,也相信他們有能力在投資人獲得投資收益與獲取運營情報之間壘起一道高低適中的牆。

我同樣願意相信監管部門會站在真正的國家利益的高度,不會讓已經生根了十余年、涉及數萬億美元資産的VIE結構說打破就打破、說廢止就廢止,不會讓那麽多中國企業在國際上背上背信棄義、過河拆橋、不講原則的罵名,更不會在剛剛發出27張牌照之後自己打自己一記響亮的嘴巴。

3. 马云是否有错?错在哪里?

我曾在微博裏說:我不相信稍微對馬雲有一點了解的人會認爲馬雲有可能想用3.3億元把支付寶裝進個人的口袋,他不是這樣的人,這也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因此,對于任何關于馬雲爲個人利益侵吞股東資産的指責我是堅決抵制的。

有人說,馬雲這次是老謀深算,希望以此來增加自己對雅虎和孫正義的談判籌碼。我認爲這也不太靠譜,因爲不值。對馬雲來說,自己的聲譽遠遠重過一切商業利益。

還有人說,馬雲是導演了一出苦肉計,希望以此來逼央行對VIE結構做出明確的表態,之後再恢複VIE原狀,從而幫助協議控制下的支付寶獲得牌照。我認爲這更不靠譜。馬雲完全沒必要繞這麽一個大圈子,走得這麽辛苦,還付出聲譽上的代價。(後面會解釋爲什麽。)

因此,我願意相信馬雲在做出剪斷VIE結構的時候是真心認爲自己在做一件“不完美、但正確”的事情。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堅定地認爲:很不幸,馬雲錯了。錯了就是錯了。

馬雲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是在剪斷VIE協議這件事上對董事會先斬後奏。關于這件事已有很多人進行了評論,這裏就不多說了。我非常理解馬雲當時面對其他董事有意拖延表決的憤怒與無奈,但這並不能自動讓程序缺失變得正確或者正義。

這好比一對鬧離婚的夫妻,如果你是提出離婚的一方,誰都希望能夠先離完再談賠償。但世界不是這樣運轉的--你必須先談清財産問題才能辦理離婚手續。即便這個時候已經有新人在逼婚,你也不能情急之下僞造一個對方同意離婚的簽名,更不能在沒辦完離婚手續的情況下火急火燎地步入下一個婚姻殿堂。

第二個錯誤是在記者見面會上爲了說明自己的“正確”把中國數以百計的采用VIE結構的企業推到風口浪尖,讓本來已經被報表造假等問題和大肆做空的對沖基金搞得風雨飄搖的中國概念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雪上加霜,這不是我們心目中一個行業領袖應有的風範與擔當。如果马云不是马云,或许我们无需对他记者会上的言行有过多的指摘。但正因为他是马云,我们才有理由对他抱有更高的期望。

在某種意義上說,馬雲有點像那個第一個說出皇帝沒穿衣服的小孩。但是他遇到了一個稍微有點尴尬的問題,那就是自己穿著的小短褲上還繡著鄰家小芳的名字。

4. 马云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我們不妨設想這樣一種情形:如果當時馬雲不剪斷VIE結構,也不隱瞞VIE結構,而是如實以VIE結構按照法定程序向央行提出牌照申請會怎樣?

根據前面提到的央行口頭通知的精神,最大的可能性是央行拒絕受理,但拒絕受理並不意味著支付寶會自動失去繼續運營的資格。誰都清楚,如果支付寶停運,淘寶就很有可能癱瘓,淘寶如果癱瘓對于中國數以億計的網民意味著什麽,監管者同樣心知肚明。

事實上,我相信央行乃至更高決策機構在考慮支付寶問題的時候會非常謹慎,讓淘寶和支付寶因爲沒有牌照而猝死或休眠的可能性幾乎爲零。有了這樣一個前提,如果央行暫時拒絕受理,馬雲完全可以通過正常的渠道直接向國務院提出申請。

最後的結果無非兩個:如果決策部門和監管部門最終明確要求支付寶由協議控制轉爲純內資,這會爲馬雲在同雅虎和孫正義的談判中增添砝碼。反過來如果政府最終同意支付寶在外資協議控制的情況下獲得牌照,那麽事實上等于默認這個行業裏的所有支付企業可以在協議控制的結構下合法生存。

因此,抛开前面提到的两个错误不谈,马云这次留给我们最大的遗憾其实是这件事:作为行业的领军人物,他本来完全有机会选择通过捍卫公司治理的原则和底线从而推动监管部门对过度监管做出某种有利于中国产业和经济长期发展的局部修正,但实际上最后却选择了触碰这样的原则和底线同时还顺带把所有采用VIE 结构的中国公司悬在了半空。

我始終認爲,馬雲是一位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這個看法至今未變。但在支付寶這件事上,馬雲的社會責任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簡單的字面合規上,更不應該是捅破本已是無奈之舉的VIE構架;他更深刻的社會責任是利用支付寶的行業地位和衆多同行們一起推動監管變革,讓趨于模糊和封閉的准入制度變得更加透明和開放,讓牌照至上的審批經濟逐步走向適度監管的市場經濟。

馬雲錯了,不等于制度對了。恰恰相反,正是我們對外資(其實很多時候也包括對民營資本)帶有先天歧視的牌照制度和審批制度爲馬雲今次的錯誤提供了發生的場景。

馬雲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一定會犯錯誤。

在我眼裏,這一次是一個影響了中國幾億網民的生活方式、至今仍然值得尊重和期待的企業家犯了一個也許誠實、但卻觸碰了底線並且需要他在今天勇敢面對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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